9月12日，Anthropic创始人达里奥·阿莫代伊（Dario Amodei）发表了一篇长文，标题叫《我们必须为前沿定速》。核心意思很直接：AI公司应该放慢最强模型的迭代速度，给安全验证留出时间。
几个小时后，OpenAI创始人萨姆·奥尔特曼（Sam Altman）在社交平台X上回应：“我同意达里奥，我们需要为前沿定速。”埃隆·马斯克（Elon Reeve Musk）的回复更短：“达里奥说得对。”谷歌DeepMind的德米斯·哈萨比斯（Demis Hassabis）也表态：方向是正确的。
四家在AI竞赛里杀红了眼的AI公司创始人，罕见地站到了一起。
但几乎同一时间，Anthropic、OpenAI两家公司的行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。Anthropic的IPO筹备照常推进，目标估值2万亿美元。如果成功，将超越SpaceX创下的纪录，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IPO。
有知情人士认为，近期围绕AI安全的讨论恰恰强化了上市的必要性——作为一家上市公司，Anthropic将接受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，这与其安全承诺是一致的。
而OpenAI则宣布，2026年不会上市。奥尔特曼给出的理由是：现在上市“不明智”，安全与对齐尚未完成。
行业对Anthropic的普遍印象是，这家公司围绕“安全、负责地实现AGI”的愿景成立，其对外展露出来的形象，也总是把价值观放在商业利益之前。它曾因要求五角大楼承诺，限制旗下AI工具Claude Code的使用方式，丢掉一笔2亿美元订单，一度被特朗普政府威胁“封杀”。
但反对它的人觉得，这家公司嘴上都是主义，心里全是生意，只是想打着“安全”的幌子排挤竞争对手。
这是围绕Anthropic的关键争议之一。我们翻阅了和它有关的公开报道、CEO及多位核心团队负责人的访谈和播客，找到四件小事——一场峰会上没有握住的手、一支超级碗广告、一个三人团队做出来的产品、一份没签成的五角大楼合同。
它们分别对应这家公司的四个侧面：它与OpenAI的理念分歧、它的商业路线、它的组织文化，以及面对权力它愿意为原则付出多大代价。
一家把安全挂在嘴边的公司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，或许能从这四件事里看出一些线索。
印度AI峰会上，达里奥和奥尔特曼不握手
2026年2月，印度在新德里办了一场号称亚洲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AI峰会，邀请了硅谷的许多名人。印度总理莫迪站在舞台正中，微笑着握住奥尔特曼的左手，高高举起，示意身边13位科技领袖同样这么做，象征全球AI共同体的团结。
奥尔特曼随即也举起了右手。而他右手旁是达里奥，两人都将拳头高举过头，但谁也没有握住对方的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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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人曾经是OpenAI的前同事、上下级。达里奥在百度、谷歌都待过，曾是OpenAI的研究总监，主导了GPT-2、GPT-3的开发。
曾经的合作伙伴，如今的反目仇人，像这样的戏码在硅谷很常见，但不对付到这份上，还是引起了不少讨论。彭博社在一次访谈中特意问：“如果世界上最重要技术的建造者连在台上牵个手都做不到，我们怎么相信你们会在存在性风险（意指AI安全）上合作？”
达里奥顾左言他地说了很多，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他只是不想与OpenAI和奥尔特曼合作。
Anthropic和OpenAI的创立很像一组镜像。
达里奥和另外六位联合创始人出走，是因为觉得OpenAI对安全重视不够。而OpenAI当年成立，同样源于一场分歧。
谷歌收购DeepMind后，DeepMind的联创和前投资人马斯克在伦理委员会上表示，这项技术未来将取代无数人工作，谷歌应该想办法与公众共享财富。谷歌认为这完全是杞人忧天。马斯克拉上奥尔特曼，另起炉灶，想做一个开放、非营利的组织，于是成立了OpenAI。
但到2018年，马斯克撤资，OpenAI迫切需要找钱。于是奥尔特曼设计了一套混合架构，在非营利组织架构之下成立了一个营利性实体，得到了微软的10亿美元。
分歧从这时候开始产生。OpenAI内部担忧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最初因为使命加入这家公司的员工们，担心公司越来越追求商业而忽略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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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里奥在OpenAI内部呼声最高。加入OpenAI之前，他就对AI安全问题有很大兴趣，发表过相关的论文，后来在公司内部又以写作冗长的技术价值观文章闻名。在开发GPT-2时，他发现模型能力远超他的想象，要求团队不要立即发布，而是先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版本，声称模型可能存在危险。
主导开发了GPT-2、GPT-3后，达里奥名声大噪，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人。因为他在妹妹的婚礼上穿了一身熊猫服，这个圈子在内部被叫作“熊猫派”。
达里奥曾经带着这些担忧去找奥尔特曼。据他说，奥尔特曼会认真倾听，并表示赞同，但仅此而已。
达里奥是科学家出身，较真、认理。奥尔特曼是投资人出身，更圆融，习惯在各方之间调停。同样的承诺，奥尔特曼可能对几拨人都说过，而达里奥要的是兑现。
日后达里奥在多个播客里都含沙射影，认为奥尔特曼是“不真诚、不诚实的领导者，无法信任”。
理想、信任也好，争夺权力也罢，当年这场斗争可以说塑造了如今硅谷的AI行业格局。
2020年12月，达里奥兄妹和另外五位OpenAI员工创办了Anthropic。Anthropic寓意“人类的”“以人为本”。几周时间，又有十几名员工从OpenAI跳槽过来。他们在达里奥家的后院进行了启动演讲，当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团队时而通过Zoom线上开会，时而自带凳子去公园，一边野餐一边谈生意。
Anthropic和OpenAI的成立有相似的动机：他们都不希望技术和其代表的权力被集中到错误的地方。不同的是，OpenAI的起点是“要什么”：要实现AGI、要造福人类。而Anthropic的起点是“不要什么”：不要像OpenAI那样。
在Anthropic内部，高管常把OpenAI、Meta和xAI当作反面教材，来定义Anthropic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。
反对什么，有时比支持什么更能笼络人心。Anthropic的初创团队至今十分稳定，外界几乎从未发现不合，达里奥成立Anthropic时，还毅然决然要给每个人同样的股权。
花千万在超级碗投广告嘲讽OpenAI
2026年2月8日，第60届超级碗。全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舞台上，赛前出现了一支Anthropic的广告。
一个男人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向对面人工智能扮演的心理咨询师提问：“我要怎么才能和母亲更好地沟通？”人工智能微笑着给出许多建议，但话锋忽然一转，挑着眉说：“或者，和其他成熟女人进入一段关系。”开始推荐一个主打“熟女”的约会网站。
片末，人工智能的诡异笑脸上浮现一行字：“Ads are coming to AI. But not to Claude.（广告正在入侵AI。Claude除外。）”音乐随之响起，是说唱歌手Dr. Dre《What's the Difference》里的一句歌词：“What'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you?（什么是你和我之间的区别？）”一语双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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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不到一个月前，OpenAI宣布计划，将在美国对ChatGPT免费版和Go版开始测试广告投放。超级碗的广告播出一天后，OpenAI正式启动广告测试。
NBCUniversal全球广告业务负责人称，2026年超级碗30秒广告的平均价格约为800万美元，少数位置超过1000万美元。Anthropic同时买下了一条30秒赛内广告和一条60秒赛前广告，花费千万美元。
花了这么多钱，也不纯是为了黑色幽默，超级碗广告播出之后，Claude在美国App Store的排名从第41位升到前十；美国iOS和Android的日均下载量也明显增长。
奥尔特曼在X上发长文回应，说ChatGPT是现在最受欢迎的聊天机器人，推出广告是为了减轻负担，将AI带给数十亿无力支付订阅费用的人，不像Anthropic只为富人提供昂贵的产品（Claude也提供免费聊天服务）。最后还攻击Anthropic是“专制”“独裁公司”。
这场闹剧背后，其实是商业化路线的分野。Anthropic攻击OpenAI的变现方式，奥尔特曼反击Anthropic的产品定位。
Anthropic成立两年后，2022年，OpenAI推出了ChatGPT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向世界，一时风头无两。达里奥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，2021年年中Anthropic已经拥有一个可用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如果发布，势必引起轰动。但公司却按兵不动，“我们的结论是，我们不想做第一个抛出‘靴子’、引发这场竞赛的人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让别人来做这件事。”
等到Anthropic在2023年3月发布模型时，OpenAI、微软和谷歌都已经向公众推出了自己的模型。“这让我们损失惨重。”达里奥承认。
Anthropic更早押注了企业和开发者，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和价值观有关。达里奥认为社交媒体的例子已经说明，消费级应用要赚取广告收入，就要最大化用户停留，鼓励参与度，甚至鼓励成瘾。而这与他的价值观不符。
其实奥尔特曼也有过类似的观点。2024年10月在哈佛的一次座谈上，奥尔特曼说，“坦白说我很讨厌广告。广告加上人工智能让我感到不安。”还说广告是商业模式的最后手段。但不到两年后，OpenAI还是启动了广告测试。
达里奥认为只有在企业场景下，模型才会真正对人有用。“将生物化学领域的模型从本科水平提升到研究生水平，或许不会让普通聊天机器人用户感到兴奋，但对辉瑞这样的制药公司来说却意义非凡。”
当然，这并非单纯由理念决定，也有非常现实的资源制约。Anthropic在2021年5月完成第一笔融资，融了1.24亿美元，出资方以个人投资者为主。而2015年OpenAI成立时就有1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，背后是一众硅谷明星。从成立第一天起，Anthropic能获得的资本承诺、名人背书、品牌势能等，和OpenAI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Anthropic的早期投资人曾说：“几年前的普遍观点是，Anthropic无法扩大规模，因为它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。”
更何况，ChatGPT发布后OpenAI又有了最宝贵的资产——全世界的用户。面对拥有先发优势、背靠微软大厂的OpenAI，正面争夺消费者，不是一个好的策略。押注B端，或许也是一种差异化竞争。
日后这成了Anthropic的护城河之一。到2025年10月，Anthropic已经拥有超过30万家企业客户，他们贡献了公司约80%的收入。到2026年2月，为Anthropic年消费超过100万美元的客户超过500家。
根据SemiAnalysis Tokenomics Model2026年7月的估算，预期Anthropic三季度GAAP口径营业利润（EBIT）突破10亿美元，营业利润率6%，将第一次实现季度盈利。年化经常性收入（ARR）从2025年底的90亿美元飙升至如今的600亿美元以上。而OpenAI第二季度EBIT利润率约为-100%，仍在亏损。
OpenAI拥有的巨大消费入口是优势，也成了一种商业压力。ChatGPT商业化路径越来越庞杂：订阅、API、企业服务，进入广告和电商。Anthropic则把自己商业模式概括得很简单：企业合同和付费订阅，然后把收入重新投入 Claude。不卖用户的注意力，也不卖用户的数据给广告商。
Claude Code起初只是一个小实验
Anthropic旗下的Claude Code的起点，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。它最早不是产品部门立项的结果，而是Anthropic内部一个叫Labs的小团队里，一个工程师随手做出来的东西。
2024年9月，鲍里斯·切尔尼（Boris Cherny）加入Anthropic Labs项目，还在学习用API。Labs的负责人、Anthropic联合创始人本·曼恩（Ben Mann）给他的任务只有一句话：“不要为今天的模型构建，要为六个月后的模型构建。”
鲍里斯没有直接做编程产品，而是先花了两天时间，用API做了一个极简的命令行原型。这个demo能截取Apple Music的屏幕截图，然后让Claude识别当前播放的是什么歌。他把这个demo发到了Anthropic内部的Slack频道上，只收获了两三个赞。
但第二天，他走进办公室，发现同事竟然在用他发布的工具写代码。他感到很意外，并决定把它完善成一个产品。5天后，团队一半的人都在用它工作，再后来，全公司都开始用了。以至于发布之前的产品评审上，达里奥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你们是在强迫大家用它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在那时，它叫Claude CLI。后来它改了一次名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那就是Claude Code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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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ude Code2025年2月就发布了。但要到一年后，属于它和Anthropic的拐点才到来。
这是因为模型能力的发展。2025年11月，Anthropic发布了旗舰模型Claude Opus 4.5，长程任务能力大幅提高。又因为Claude Code是一个agent，集成了需求、代码、测试等所有环节，不懂代码的普通人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，agent就会自动生成代码并执行任务。模型能力的提升，让Claude Code从一个“能用”的工具，变成了一个“好用”的产品。
2026年2月，在40天内Claude Code周活跃用户翻倍，商业订阅增长4倍，企业收入占Claude Code收入过半。 GitHub上公开提交总数有4%都来自Claude Code。
Claude Code让Anthropic在C端打响了知名度，让它的收入和估值都上到另一个台阶，也正式被视作OpenAI的对手——2026年5月，Anthropic完成新一轮投资后，估值来到9650亿美元，超过了OpenAI。
但比这些数字更值得看的，是做出这个产品的团队有多大。
整个Claude Code产品团队，只有三个人。直到发布前两周，团队其他人才加入进来。逼得产品团队不得不大量使用Claude写代码，否则根本完不成进度。鲍里斯起初想要扩张团队，但另一位同事表示反对：“规模扩大会使流程、文化和愿景都变得更困难。可以把这看作是Claude Code将如何改变工程团队，以及我们对生产力预期的一次早期实验。”
后来鲍里斯也承认，保持小规模团队很重要，避免了过度设计和资源浪费。他们被动使用Claude写代码，无意间也让他们对Claude Code的理解更加深刻。
Anthropic的文化强调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，“关注的是实际影响的大小，而不是方法的复杂程度。我们不会因为只需要一辆自行车就去发明宇宙飞船。”写在公司主页。他们会刻意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减少资源投入，每个项目只配备一名工程师。Labs里只有20%-30%的项目能通过评审，变成正式团��。
另一种解释是，在公司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，高层意识到AI本身会不断提高内部生产率，因此不希望把员工数量简单地和业务规模一起线性扩大，“我们不希望随着Claude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内部工作，最后不得不裁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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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司内部，员工们自称蚂蚁。AI时代群星璀璨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位新的天才或是技术明星。天才可以带来核心范式的突破、拓宽认知的边界，但遵循scaling law（规模定律），模型能力竞争本质上可能是工程能力竞争。明星大概率是不愿意做脏活累活的，但蚂蚁会。
这种文化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。播客“苔藓之火”曾经统计了LinkedIn上两万份AI人才的简历，从OpenAI跳槽去Anthropic的有44人，反向只有9人。去年Meta用天价四处挖人时，OpenAI走了几十人，而Anthropic只走了两人。
创办Anthropic之前，达里奥在百度、OpenAI都经历过管理层斗争和观念分歧，最后导致分裂，这在AI公司也很常见，大家都太聪明、太有想法了。然而Anthropic从一个20人的小团队长到一家3000多人的大公司，仍然表现出很强的组织凝聚力和人才吸引力。
在来到人工智能领域前，达里奥学物理学出身，后来又因为父亲的罕见病转向生物学。离开学界去到财力雄厚的业界，是因为他意识到“生物学中潜在问题的复杂性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范围”，想要理解它们，需要更多的人力、更好的技术。
实验室的教授曾经评价他说：“他对技术进步和团队合作的重视，与一个旨在表彰个人成就的体系格格不入。”
他在Anthropic做的很多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他在公司只有一个直接下属，Anthropic的所有高管都向他妹妹、联合创始人丹妮拉·阿莫代伊（Daniela Amodei）汇报工作。他只介入重要战略问题，基本不参与日常管理工作。时间都用来维护文化。他说自己日常会花40%来确保公司的文化是好的，在公司定期举行名为“达里奥愿景探索”的全体员工大会，有员工戏称这是“去听牧师布道”。
Anthropic官网上，把自己定义为一个“high-trust, low-ego”（高信任，低自我）的组织。达里奥做的很多事，都是在让这家公司保持这种气质。
失去的两亿美元订单
作为一家长期to B的公司，当美国国防想要找大模型公司合作，Anthropic主动推动Claude进入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系统。2025年7月，Anthropic和五角大楼已经签了一份大约2亿美元的合同。
Anthropic提出了两条底线，Claude不能被用于：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国内监控、完全不人工干预的全自主武器。并要求国防部将这两点限制以书面形式写进合同。
美国国防部没有同意，现任国防部长发布新的AI采购政策，要求AI供应商必须允许美国军方进行任何合法用途。
2026年2月，两方谈判时，美国国防部给Anthropic举了几个极端的战争场景：比如美国遭到高超音速导弹攻击，需要使用太空拦截器；以及夜间军事基地遭遇数百架无人机蜂群攻击，需要AI帮助识别并击落目标。这些都需要自动武器。
达里奥只说第一种情况可以接受例外。美国国防部说，真正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，军方没有时间重新讨论一套AI使用政策。
据国防部负责研发与工程的副部长转述，达里奥说：“那就给我打电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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抛开这些细节，核心是美国国防部不会接受一家供应商指导他们AI怎么用、什么时候用，“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的CEO来告诉我们的战士可以做什么、不可以做什么。”
要么接受军方要求，取消这两条限制；要么合同告吹。美国国防部还称，要将美国的外国对手或者存在安全风险的供应商，打上“supply chain risk（供应链风险）”标签，限制政府甚至任何和政府有往来的公司、机构与Anthropic合作。Anthropic依然没有配合。
与此同时，奥尔特曼迅速介入，为OpenAI敲定了与五角大楼的协议。
这不是Anthropic第一次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置于商业利益之上。一名硅谷投资者在投资Anthropic前，曾在笔记中写下一项他认为非同寻常的风险：他不相信达里奥真的在乎赚钱。
Anthropic反复强调自己是一家使命驱动的公司，在一些事上确实算是知行合一。
达里奥在一场播客中提到，投资人投Anthropic，都要接受一个前提：股东价值不是最高原则。如果安全和利润冲突，他们可能选安全。
Anthropic现在会给候选人安排专门的culture interview（文化面试），问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为了安全原因，公司放弃发布模型，导致公司股价跌到接近零，你会怎么想？
在成立之初，它就设置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治理框架。首先是公益公司PBC——PBC是一类营利公司，只是特拉华州公司法规定，PBC董事需要在股东的经济利益、公司注册证书中规定的公益目的、受公司行为影响重大的相关者利益之间取得平衡。
在这个基础上，Anthropic与耶鲁大学、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以及多位律师，研究、设计了长期利益信托基金LTBT。目前由五位人工智能安全、国家安全、政策和社会企业方面具有背景和专业知识的受托人组成，受托人的职责就是免受Anthropic的经济利益影响，可以独立地平衡公众利益与股东利益。
为了让信托真正有权力，Anthropic修改公司章程，创建了一种由信托独家持有的股票类别，使受托人可以选举和罢免董事会多数成员。同时为投资者保留一个董事席位，确保投资人的观点也能上董事会。
这套设计的目的，是当安全和利润冲突时，有一群人有权站在安全那边，而且他们的权力不来自股东。
这是套此前没有任何参考案例的治理框架，究竟运行的如何，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露。在Anthropic对外的声明里，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如此迅猛，以至于约束其高外部性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尚未跟上步伐，所以他们愿意做这样一个实验，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。
十多年来，硅谷不断争论着人工智能到底会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世界，许多公司从这样的争论中诞生。但最核心的悖论仍是：声称担忧人工智能的人，恰恰也是最渴望创造它、享受它好处的人。达里奥也不例外。
谷歌、Facebook和苹果，许多硅谷的公司最初都是基于理想主义创立的。但随着它们变得更加富有、规模更大、影响力更强，原则也在变得模糊不清。
Anthropic把原则写入了治理框架。但和五角大楼的冲突或许是Anthropic的“奥本海默时刻”。技术应该如何使用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还是一个权力问题？
奥本海默在造出原子弹后，工作就结束了。原子弹被卡车运走，此后数周，不会有人向科学家征求轰炸的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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